從根本處著想，從長遠利益考慮，不為眼前表面的功利所迷惑，而重視道德正義的價值，執行賞罰，以道德正義為上，這就是「按義行賞的智慧」。
按義行賞，則忠誠守信用、相親相愛的道德精神，就會得到張揚。久而久之，潛移默化，人民就會養成良好的習性，這就叫教化成功，治民有術。達到如此境界，便用不著厚賞嚴刑。人民也會自覺地尊奉道德、義理，去作為了。否則，不按義行賞，只看見一時的短暫利益，拋棄道德和正義，巧取豪奪之風，就會興起，奸詐虛偽，賊亂貪暴的惡習，就會猖獗，久而久之，將導致民風敗壞，人性淪喪。墮落到如此地步，則積重難返，即使用厚賞嚴刑，也無濟於事。
晉文公將在城濮與楚國交戰，事先問他的舅舅咎犯（人名）：「楚眾我寡，怎樣才能取勝？」咎犯說：「我聽說，重視禮儀的君主，對禮儀不厭其大；而經常指揮作戰打仗的君主，對詭詐不厭其多。那麼，君王對楚國施行詐術，就可以了。」文公把咎犯的話，告訴雍季，雍季說：「竭澤而漁，怎會不獲得魚？可是第二年就沒有魚了；燒光沼澤地來打獵，怎麼不獲得野獸？可是第二年，就沒有野獸了。用詐騙的方法就像這樣，雖然可以得到暫時的利益，以後將不可能再得到了。它不是長久之計。」晉文公用咎犯的謀術，在城濮打敗了楚國。回國後行賞，雍季得到首位。周圍的人諍諫說：「城濮之勝，是咎犯謀略有功。君王採納他的謀術在先。卻行賞在後，或許不可以吧。」晉文公說：「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哪裡有把一時之務，放在百世之利前面的道理呢？」
孔子聽到這件事後，說：「遇到危難，用詐術足以打敗敵人；回國後尊奉賢人．足以報答恩德。晉文公雖然不能始終堅持，也足以成就霸業了。」僅靠詐術成功，雖成必毀，僅靠詐術勝利，雖勝必敗。天下打過勝仗的人很多，而成就霸業的，僅五人，晉文公作為其中之一，在於他知道勝利是如何取得的。勝利了卻不知道勝利的原因，與沒有勝利一樣。所以，秦國戰勝了戎，卻在觳打了敗仗。楚國戰勝了中原國家，卻在柏舉，吃了敗仗。周武王知道勝敗的道理，所以一勝而稱王天下。如果是詭詐充滿國家，這國家終究不會安寧。
義利之爭，古時和當代，都熱烈地爭論過。重義輕利與重利輕義，何者高明，何者智慧為上？從呂氏智慧裡，我們體會到：無論在什麼社會，人只有首先注重道德，才有根本性的利益可言。拋棄了道德和正義，拋棄了人性和良心，哪裡還有利益可言？特別是在競爭激烈的商品社會裏，不顧道德，不擇手段，不講信譽，僅用詭詐欺騙，巧取豪奪，也許可以得逞於一時，但他們終歸會失敗，勝利者最終必然屬於那些講究商業道德，追求質量和信譽的人們。戰爭也是這樣，正義戰爭最終一定能夠戰勝非正義的戰爭。正義必然戰勝邪惡。這便是按義行賞智慧產生的源泉。
當然，我們也不能將義利之理，推向極端，只空講義理，而忽略獲取利益，這是空洞的、不切實際的。人類理想的終極目標，在於獲得利益，問題在於用正當的手段，通過正確的途徑，獲得正大光明的利益。
縱觀歷史，一目瞭然，中共一貫使用偷竊的手段，通過腐化、邪惡、女色、卑鄙的途徑，去達到不道德、不公正、不符合廣大人民意願的利益。
且看：
中共死不要屁股活不要臉，
淫蕩從來不擇手段；
活要女色死要錢，
擁抱貪、淫一鍋端；
死要權利活要槍，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活不孝父母死不要兒，
專想自己活得像神仙；
從活到死都耍賴，
欠下國債拒不還；
一帶一路坑矇騙，
卑劣違義、純粹是一窩大壞蛋！
（源自《呂氏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