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鬥會。（網絡圖片）
我們的父親母親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大轟黑五類離京，在錦州部隊工作的三姐來信說，父母不屬於黑五類，不能走。父親姚劍鳴1948年隨國民黨110師師長廖運周（地下黨員）「起義」，「解放」後被安排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退休後獲准把戶口遷到北京與兒女一起生活，哥哥所在的中國農機化科學研究院還給父母分了房子。
北京開始出現打死人的情況。一天，雙臂被打得又紅又紫的哥哥從看管室溜出來，偷偷來到大姐家，勸告暫住在那裡的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單位，說原機關的人最瞭解父親，不至於拿他的歷史隨意做文章。母親想了想，默默點頭同意了；沒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突然端起一個方凳，極為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喊道：「我走！我走！我連累你們！」我們只有沉默。
當天晚上，我和哥哥必須趕回機關接受批鬥，母親拖著她那患小兒麻痺症留下的跛腿，依依不捨地送我們到門口。她撫摸著哥哥的傷臂，從容鎮定，真情、堅決、清晰地說了一句話：「我到時候是會自己解決的……」我們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麼會冒出這句無頭無尾的話。我們心裡有些難過，可絕沒想到這句話就是她決心勇敢坦然地面對厄運的最後遺言。
次日，父親執意要回農機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換洗衣服，竟一去不復返。他被居民委員會的造反派和紅衛兵扣住了。父親不回來，母親急得一夜沒睡好。次日早晨天一亮，母親堅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復返。下午，我給大姐打電話，問父母的情況，她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大姐告訴我，她給母親住處打電話（走廊上有個公家的電話），不是鄰居喊「姚大媽」的聲音，而是居委會的人接的，凶極了，根本不准母親接電話。一定是情況不好，大姐不要我回母親處。
過去每到星期六，單身的我都回家陪伴雙親過週末。今天又是一個星期六，我卻有家回不得了。後來父親說，當時在鞭抽棒打時，他和母親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擔心小女兒這時回來。晚上，我和大姐面對面坐著，乾著急，苦熬著。突然，在部隊工作的另一位姐姐身穿軍裝急匆匆地闖進門來，告訴我們：她剛回了農機院宿舍，一進大門就感到氣氛不對，正在開鬥爭會。紅衛兵沒有攔住這個穿軍裝的女軍人，一位好心的鄰居悄悄地、嚴肅而堅決地告訴她：「趕快走！趕快走！」
我們心裡明白，父母極可能是在鬥爭會上。我們三姐妹在焦急中從傍晚苦熬到清晨。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們想等哥哥來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這個大問題。哥哥應該設法再從看管室溜出來與我們商議，可是，又是一整天，從早到晚，不見哥哥的影子，父母那邊更是渺無音信。我們心亂如麻，又不敢輕舉妄動。
後來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農機院的兩個紅衛兵押送給外館中學的紅衛兵，脖子上掛「反革命分子姚監復」的大牌子，與被打得背無完膚的父親分開接受殘酷批鬥。半夜12點，農機院的紅衛兵乘卡車來，看哥哥還活著，大罵：「他媽的，老子來收屍，你還活著！滾回去！」這樣的一天，他怎麼還能見我們？
據中國大陸縣誌記載的統計，研究學者得出文化大革命時期非正常死亡者至少有773萬人。（網絡圖片）
星期一，我必須去機關上班，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在批鬥大會會場，忽然廣播裡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馬上回家。我預感到發生了什麼事故，匆匆向家裡趕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婦女，看上去是一位高級知識份子的夫人。她邊走邊強忍著哭泣，臉色痛苦異常，這更增加了我心中的驚慌和擔心。
奔上農機院宿舍北樓二樓，一走廊的人群，緊緊圍在筒子樓廁所對面父母住的那間小房間門外。一個身穿舊黃軍裝，左臂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中學生，坐在房門口的小凳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歲，驗明我的身份後，准許我進入自己的家門，還說：「你們挑吧！還有什麼要拿的，可以拿走。」
進屋一看，我的心像剎那間被扔進了冰窖，全身都縮緊了。啊！這是什麼景象啊！沒有一樣站立的傢俱，沒有一樣完好的東西，沒有一張沒有撕裂的紙片、古畫和照片，沒有一件沒有打碎的器物！三姐從蘇聯帶回的手風琴到床上的被褥、枕頭，從書報到衣箱，從我放在父母處的每月工資的銀行存摺到母親珍藏幾十年的翡翠結婚戒指……統統抄走了。15平方米的地面上，滿滿地覆蓋著那些被撕碎、被打爛、被砸壞了的東西，我的一生從沒有見過比這15平方米更加凌亂、更加淒涼、更加沮喪、更加慘痛的地方。
我的哥哥、姐姐都先來了，他們蹲在地上翻著、揀著，我也隨著他們漫無目的地在這似乎被千軍萬馬踐踏、蹂躪過的15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著。我們不敢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神，怕充滿眼眶的淚水流出來，怕哽咽在喉嚨裡的哭聲哇的一聲爆發出來，都低下頭來凝視地面。我們翻出父母和參軍的姐姐們的半張軍裝照，盯著我們的紅衛兵立即把它搶過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們又從亂紙堆上發現父母的半張信紙，紅衛兵又奪過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紙。這時，突然進來一個可能是重要人物的紅衛兵，是個女的，也只有十幾歲，長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無論如何也無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亂、淒慘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聯繫起來！從那天以後，一看見這種類型清秀的臉龐，我就會想到難忘的那15平方米地面，心中不自主地湧起一種要嘔吐的感覺。
這位可能是前臺指揮的女紅衛兵正式向我們五兄妹宣布：「賀定華（我的母親）死了，現在第六人民醫院，由你們去處理後事。姚劍鳴在後樓，盡快要他滾回老家農村去。」
我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證實了，淚水一下子充滿眼眶，但我知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不！絕不能哭！哭會帶來大禍。我深深地低下頭，翻弄著地下的破碎紙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強忍著，不讓一滴淚流出來。
哥哥胸前掛著「反革命分子姚監復」的大黑紙牌子，立正站著，旁邊還有兩個農機院紅衛兵監押著。哥哥沒有失去冷靜，他似乎忘記了脖子上黑牌子的份量，眼睛盯著女紅衛兵問道：「我母親賀定華是怎麼死的？我們要去派出所銷戶口，要向他們報告死因。」這個最簡單的問題似乎難住了這位清秀的女孩，她沒有也不敢如實回答，而是輕聲地似乎理不直氣不壯又裝作滿不在乎地說：「高血壓。」
母親從來沒有高血壓，但誰敢開口質疑呢？到了這個地步，勇氣、尊嚴、真理、正義、事實，一切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哥哥多年後一直後悔，當時沒有請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話「高血壓」和她的名字寫下來，當作是去派出所銷戶口的書面憑證，將來有一天就可以把它送給巴金建議的終將建立的文革博物館保存。
文革造反派批鬥胡耀邦（中）、胡克實、王偉。（網絡圖片）
當晚，我們把父親從後樓扶到這間滿目瘡痍、空蕩、雜亂、悲涼的房間，撥開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又費很大勁用酒精分開黏連在父親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買來的紅藥水搽抹父親背上幾道深達1厘米的傷痕。似乎麻木的父親不喊疼，只關心他的五個子女和陪伴他34年的苦命妻子怎麼樣。我們嗯嗯應著，把一包破棉花當枕頭，扶著父親慢慢躺下。
父親不知道自己多長時間只挨批鬥沒有進食了。我們給父親買了一些點心，他沒有心思和胃口吃，而是反覆追問：「你姆媽怎麼樣？」我們只好模棱含糊地告訴他：「姆媽在第六醫院。」父親遍體鱗傷，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斷喃喃自責：「我害了你們！我害了你們！」
次日，哥哥繼續被勒令監督檢查，接受批判，無法自由行動，大姐準備送父親去武漢，然後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為小妹妹的我一個人去醫院處理母親的後事了。
我是一個剛剛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女孩子，從未經歷過人生的重大變故。我戰戰兢兢地找到第六醫院，又心驚膽戰地找到停屍房。管事的老頭惡狠狠地問我：「怎麼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紅衛兵的答案說：「高血壓。」他說：「嗯。一會兒火葬場來車。等著吧！」不一會兒，火葬場的大卡車開到了。當工人把母親的屍體抬出來時，我快步跟在旁邊走，急切而悲傷地凝望著母親，心卻要哭出血來了。母親穿著一身破舊的陪伴她數十年的雲紗衣褲，黑色已洗成黃色，膝蓋處還打著補丁，赤著腳，手臂和兩腿上都看得出明顯的傷痕，頭髮更是被剪得不成樣子，有的地方齊髮根沒有了，有的留下幾綹長髮，被血跡粘連在一起，而她的頭，卻偏在一邊……
當她被工人扔上卡車後，我不由自主地蹬上司機駕駛艙旁的踏板，伸頭向卡車裡探望，想最後再看一眼生前是那樣慈祥、和藹、歡樂的母親的臉。不期想，母親被那些這幾天不知抬過多少具屍體的火葬場工人扔到了車廂的最前面；當我從上往下看時，母親的臉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離我不到兩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她的頸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還看清了那一頭剪亂的白髮、那滿身的傷痕。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用大白話說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網絡圖片）
正在我處於極度恐懼和悲慟不已的時候，突然身後傳來了一聲吼叫：「是鬥死的！什麼高血壓！是鬥死的！」我被嚇得一下子從踏板上蹦了下來。停屍房的那個惡老頭兒站在我面前，氣勢洶洶地向我咆哮。突然間，一股怨恨從心底升起，我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和力量，一改幾天來的低聲下氣，跳起腳向他聲嘶力竭地吼道：「我怎麼知道？！他們告訴我的！我去問誰！？你說，我去問誰？」本能的憤怒和反抗把我從一隻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變成像一隻要張口把他吞下去的野獸。惡老頭沒料到這一手，竟往後退回去了，嘴裡不斷咕噥著：「什麼高血壓。鬥死的！」
我懷著滿腔的悲痛和怨恨在醫院送走了母親。沒有親人陪同，母親孤獨地被運到火葬場。那個時代，是不允許我隨車前往送葬的。運屍車遠遠駛去後，我立即轉身向火車站奔去，想最後見父親一面——這果真是最後的一面。在月台上，我找到去武漢的列車。父親已坐在車廂裡，他傍著窗口，低聲地親切地喚著我的小名，深情地囑咐我：「以後要聽哥哥、姐姐的話啊！」他對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已經絕望，已將他自己作為父輩的保護之責轉交給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強忍著淚，默默地點頭，凝望著他。
車窗外，我們旁邊，有幾個十來歲的孩子，像我一樣目不轉睛地盯著車上的一對落難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孫子孫女來送和我的父親一樣被轟出首都、遣回原籍的爺爺奶奶。他們的父母親為什麼沒有來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擊。我們這些命運相同的天涯淪落人，都在強忍著眼淚和哭泣，都有無數想說、要說的話，卻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說。
汽笛響了，火車開動了，我在車窗外對父親喊：「爸爸，保重——」我隨著慢慢駛離站臺的車廂向前走，死勁盯著是生離但不願是死別的父親的眼睛。在父親依依不捨的目光裡，我看到的是閃著驚恐、膽怯、忐忑不安和為我們擔心的神色，這就是父親留給我的終生不會忘記的最後的印象。
走出火車站，我趕回那間似乎已被千軍萬馬報復掃蕩過的15平方米的小屋。這裡曾是我的父母親住了3年的溫馨、親切的自己的家，現在，我孤單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廢墟之中，悲憤、帳惘、茫然……我不期望還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紀念的遺物。
小屋散發出陰冷、混濁、悲慘、淒涼和恐怖的氣息，似乎還能依稀看見在毒打、逼供時的母親。她寧死不屈，絕口否認她是特務之類的誣陷之詞。為了保護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運，母親忍受酷刑和死亡的威脅。整個漫長的文革期間，任何專案組都拿不出一句母親招供的話來打擊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護全家免遭最惡毒的毀滅性的打擊，挫敗了企圖從66歲老婦人承認是特務打開缺口，再炮製星期天與子女聚會是「布置特務任務」的惡毒計謀。她只是一個善良、純潔、普通的小學教員，像普天下愛護子女的母親一樣，教育兒女從小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潔的蓮花。
文革批鬥現場。（網絡圖片）
文革批鬥現場。（網絡圖片）
我不敢在這間失去了溫情，卻充滿了殺機與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環顧四周，還有一件血衣和一個破木盆是沒有被完全撕爛，砸碎的。這件從父親身上用酒精與傷口剝離開來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沒有膽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裡最顯眼的地方。不論誰再開門走進來，或者任何人走過這間房門口，都會看到這件血衣，都會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後，我提起扔在牆角的一個破舊不堪的小木盆，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永遠離開了這間終生難忘的小房間。它是母親從南方帶到北京的紅漆脫盡了的一隻舊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歷經劫難尚能保持原狀的傢俱。
回到大姐家，我把母親用過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邊，盡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髒又疲倦的臉。我抬起頭來，從鏡子中看到自己的那張毫無表情的麻木面孔，從我的眼光裡又看到與母親死別、同父親生離也或即為死別的悲痛情景，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兩肩不停地抽搐，強忍了一整天的眼淚終於再也忍不住了……
父親由大姐送到武漢後，才被告知同他相親相愛35年的妻子已不在人間。抱頭痛哭一場後，父親決心離開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農村老家。老家屋後的小山上，長眠著我們的祖母。
在寂寞、孤獨、膽戰心驚中，父親無時不牽腸掛肚地惦念著仍在被批鬥、下放和不斷接受再教育的5個子女。他終生自責：「是我害了你們！」「30年代白色恐怖，我要求加入共產黨，在我們幫助下逃出南京虎口的黨員對我說：『你的孩子多，加入組織危險，不入黨也能做很多工作幫助黨。』但是，最後我還是給全家帶來了災禍。」「（為共產黨）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高潮中，農機院專案組的兩個人，不遠千里找到大別山腳下的小村莊。他們告訴父親，他唯一的兒子，因朋友、同事揭發他說了江青的壞話，已經被農機院革委會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他本人也將在次日公社大會上被批鬥。父親終於被壓垮了！在極度恐懼、擔心、絕望與悔恨中，父親自縊身亡。
文革時期的江青（左）與康生（右）談笑風生，好不快活。(網絡圖片)
多年後，哥哥在老家後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鄉親們埋葬的沒有碑文的父親的墓前，把我寫的《兒女祭》和五包香菸、五個蘋果，作為五個子女的祭品，奉獻給父親和母親的在天之靈。鄉親們不忍心把父親最後日子的慘狀告訴哥哥，只有一位90多歲的老姑媽一隻手緊緊地握住哥哥的臂膀，另一隻手輕柔地撫摸著已經60歲、年齡與當年回老家的父親相彷的哥哥的微禿的頭頂，深情地盯著哥哥的眼睛，不斷地說：「像啊！真像你爸爸！」突然，老姑媽極為痛苦地抽泣起來，說：「你爸爸真可憐啊！可憐啊！可憐啊！」
父親和母親一樣，沒有為我們五兄妹留下任何遺言和遺物，也沒有一個子女能在父母遺體前放聲痛哭或低聲抽泣。但願有天堂，使先後離開我們的父母在那裡相會，互相照應，忘卻那不公正的痛苦的人間歲月。
年逾九旬的姚監復本人目前仍遭監控，他感嘆文革再來非常痛苦......（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