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由于“文革”时期，巴金受到了很强冲击，加上一些“先知”朋友如沙汀王西彦的启发才发现自己一直跟“党”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听了“党”的话，自己也迫害了不少自己的同伙，也以为他们是“反党”的，等到这样忠于“党”的自己，也照样被迫害时，才发现以前那些被“党”批判、而自己也参与批判的人，不一定都是反党的，可能也像自己一样是“冤枉”的。
实际上，巴金所认识到的还是极浅、极浅的，还只是表象，离真正地认识自己还差很远，还没从根本上来认识自己，多少还坚持自己是不反“党”是被“冤枉”的这点上，对被“党”和自己被批判的朋友，也是“冤枉”的。事实上那些被批判的“同志”，还确是“党”的“同志”，他也只是认识到一些浅层次的东西，认为“党”有些地方违反了事实，违反了客观规律，对“党”的性质根本没有一个提高到本质上的认识，几乎所有与“党”有不同意见的“意见”，也基本上为了维护“党”，正因为他还有点“良心”，还没完全只剩“党性”，所以还想为“党”好提点不同看法，结果被打了棍子，如冯雪峰、艾青、丁玲、郡荃麟、聂绀弩等等，他们在建政前，一直为“党”卖过命，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他们中间不少是到死都觉得自己是忠于“党”的，党是“冤枉”了他。
其实，除了这些早就知名的文人外，还有一批抗日时期就从政跟中共走的才华横溢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李锐、李慎之、袁永熙、韦君宜等，当时他们个个是上知天文、下达地理、博古通今、自命不凡的人才。后来被他们的“党”一个个的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少连命都被他们的“党”取走了。
包括巴金（他不是“党”的直系）等的在内，曾为中共执政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们用了不少激进语言，宣传引导不少青年误入歧途。有的也为了“党”，说了不少谎话，替党掩盖了许多罪行，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引导的路是对的，要起来推翻“旧社会”，为了实现这一日的，造出什么样的谎言都是“对”的，做什么样的坏事，都是“对”的。
有不少青年为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罪恶的国民党反动派”，钻入他们的政界、特别是“军界”当特务，为“党”提供“党”须要的军事情报，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军队与日本打了八年没有最后失败，而被号称为小米十步枪的“土八路”三年时间彻底打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他们中很大一批人，由于没法很快证明他们的“地下党”的身份，被他们自己的“党”给枪毙了，并在他们家属的门上也贴上“反革命家属”的封条，以至一辈子翻不了身。因为这些地下党员身份是不可能让家属知道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党”没有冤枉他们，因为他们的儿子、女儿确是为国民党服务的。
无论如何，巴金晚年所认识到，由于听了“党”的话，自己也讲了不少假话，害了不少自己朋友，甚至是文学上的知己，自己感到惭愧，而且还敢挺身而出，“要说真话”，这点也算不错的了，但我想他有一些话是讲了，不少还是没敢讲，一是“党文化”思想的束缚而认识不到；另一也可能为自己子女留一条路，他深知党的凶残，非同一般。
从巴金晚年写的“随想录”中也可看到，好像是大声疾呼，讲了点真话，但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如一个人高举棍子打人，但真正落下时又“高举轻放”了。我看还不如韦君宜（《中国青年》主编，中共真正党里的文人）在她回忆录――“思痛录”写得那样清晰、彻底，似乎她隐晦地说“她的一生是受骗了，回头已是百年身”了。
事实上，巴金的命运比他同时代的人很早就与“党”“离心离德”的如沈从文、张天翼、钱钟书等还好得多，“党”早早地把他们就“坑”了。如果张爱玲没逃出大陆，没逃出“党”的魔爪，像她这样性格、怕也是“小命难保”。
笔者在此，绝不是否定巴金晚年的觉醒。
他能在晚年有限度讲了些真话，也是“回头是岸、佛性初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