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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0、1961三年期间，中共治下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耗费粮食1.13万吨。（网络图片）
1959、1960、1961三年期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3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众所周知，这3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如何？
民国政府曾下禁煮酒令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制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49年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农民多饿伤 茅台疯耗粮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只有“饿魂”了。当地文件记载──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人，严重6,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718人。
酒厂高产带来惊人死亡率
1960年6月29日，仁怀县决定，当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秆叶、青杠子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达平均50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但仁怀县每天70人死亡。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台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根据1961年县委《大事记》，1月1日：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全省调粮 保茅台产量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持逾200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纪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
毛要求茅台年产万吨
从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遵义“反瞒产”12万人死亡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桐梓、习水两县，其中，桐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90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xx散步，他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散步一句话 茅台大跃进
毛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着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大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而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最终，到了2003年，茅台酒年产量才达到万吨。但这些万吨茅台酒还会是“珍品”吗？答案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