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中共高层在处理学潮问题上出现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JOHN GIANNINI/AFP/Getty Images）
按：上一次谈到了我去朝鲜以后，处理学潮的方针被改变了。下面着重讲我从朝鲜回来后，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在我访问朝鲜期间，还发生了一起……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上一次谈到了我去朝鲜以后，处理学潮的方针被李鹏他们在家里改变了。下面着重讲我从朝鲜回来后，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
4･26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许多要求，说学生的许多要求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论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甚至说学生中99.9％都是好的，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样来缓和学生的情绪。同时他们又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特别是怕我回国后不支持他们这种做法。李鹏会向阎明复说过（阎明复在我从朝鲜回来后告诉我），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李鹏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我回国后表态支持。所以后来他们一再要我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加上明确反对动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在把纪念“五四”讲话稿送给他们看的时候，李鹏、姚依林统统要求加上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头会上，虽然我一回国就听到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强烈反映，但因刚刚回国，毕竟情况了解不多，同时也避免弯子转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对我出国期间李鹏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关键是争取大多数，一定要把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区分开，不要把大多数人放到对立面，不要使大多数人感到受压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指出要广泛对话，既对学生，也对老师、工人听取意见。对学生关心的定性问题，我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另外我还指出，要抓复课这个旗帜，因为这也是家长、教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同时，只要复课了，情绪就冷静了，局势就稳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首先从各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先调看了4･27游行的实况录像。5月2日我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的要求，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5月5日上午约北大校长丁石孙、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请他们介绍两校学潮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又自行决定参加了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地区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学潮的意见。通过了解情况，我更加感到这次学潮是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同情的，4･26社论以及前一段中央对付学潮的方针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适当方式对4･26社论松一下口，学生对定性心有余悸，怕秋后算账，矛盾是缓和不下来的。我还感到，如果这次学潮以对话、疏导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镇压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保守势力将乘机抬头，改革事业将停止、倒退，中国历史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曲折。所以这两种方针将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
5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我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国前，北京曾在常委碰头会上提出过实行戒严的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觉到在邓决定实行戒严以前，杨对学潮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5月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学潮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学潮问题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指出这次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还说，这么大的学潮，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这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下。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这就是我从朝鲜回来到5月初这一段，我经过了解情况，感到4･26社论不得人心，不适当改变一下，学潮很难缓和下去，同时在没法见邓的情况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采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实际上在慢慢改变。
当时这样一个方针，这种做法虽然各方面情况在缓和，大部分学生复了课，但是他们要看下文，《“五四”讲话》如何兑现。当时我想乘缓和时积极采取对话，各方面对话，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把学生中合理的意见吸收过来，对话、疏导、采取具体的行动。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几个人和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采取这一方针积极转弯子，而李鹏等人却极力阻挠、拖延，甚至破坏。所以《“五四”讲话》中对话、疏导的方针都无法贯彻。学生当时虽然复课，但对《“五四”讲话》的方针半信半疑，要看我们的行动。
我当时一方面主张广泛对话，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的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等等，要积极采取措施。建议人大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独立接受对高干子女违法行为的举报及调查，加强舆论监督，加强透明度，加快新闻法、游行法的制定。采用世界多数国家通用的做法，通过具体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还提出，专门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听取对几大公司以及社会认为“官倒”严重的几个大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人大进一步审查，或由人大直接组织审查。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党和政府还是要大一些。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学潮缓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5月13日，我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家里谈有关戈尔巴乔夫来访问题，也向他谈了学潮的近况，并谈了我的主张。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他当时原则上表示赞成我的想法，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讲了。当时社会上有很多高干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对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来，请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专门对我的孩子进行调查，后来我又正式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政治局支持我的这个要求。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导和言论的尺度。
5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正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了怀疑。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祸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暴力镇压学潮寻找借口。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加剧了矛盾，“六四”后，江泽民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网络图片）
在我访问朝鲜期间，还发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上海市委认为内容不妥，责令导报撤掉这篇报导，导报没有执行，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总编辑钦本立的职，据说江泽民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当时正处在学潮闹得热闹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不仅导报工作人员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回国后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简单，而且时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也不再说什么了，既不好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闻媒体，只好采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5月2日，我与民主党派座谈，阎明复告诉我，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我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5月10日，江泽民来京向我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江泽民对此不满意，“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我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
这些是我从朝鲜回来以后，了解到4･26社论引起学潮升级，各界上街游行；我为了平息学潮采取了上述方针。而由于李鹏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论，甚至怕因此追究他们的责任，因此拚命予以阻挠、破坏，以致学潮拖延下来。这就是学潮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