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天文学家和康熙。（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们奉路易十四之命来到中国，主要目地是为法国国王服务，他们学习中国观象台的建设，并经常向法国政府呈送关于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其次，他们的活动是传教。法国传教士之一白晋在呈送路易十四的报告中曾写到，他幻想康熙大帝改信天主教，他以为，这样当时人数堪与欧洲匹敌的中国将改变信仰，继而，中国周围各国民众历来崇拜中国文化，也将效仿中国，皈依天主教。幻想毕竟是幻想，行不行的通，那不是他说了算的。开明的康熙大帝明确的告诉各国传教士们，他不是反对西方的宗教，但不希望天主教到中国来传。康熙大帝没有对传教士们采取任何强硬措施，而是巧妙的让他们留在皇宫中服务，这样既阻止了他们传教，又把西方的文化艺术等留在了中国。白晋便较快地学会了汉语和满语。他在华近50年之久，于北京去世。
法国传教士当时带到中国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其中包括西洋钟表、千里眼（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温度计）、西洋刀剑、地球仪、八音盒、各式测量仪器等。许多器物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时，尤以西洋钟表最令康熙大帝及后妃们喜爱。白晋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作过这方面的介绍说：“康熙大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的各种制品作为样品来复制。由于皇帝对各类新奇制品都有强烈爱好和深刻了解，他在北京时，每天都要让人按时送来出自新建研究院（当时称为如意馆)院士之手的作品，若在某个寓所时，就两天送一次。皇帝总是检验这些作品，指出其中的不足，该表扬的就表扬。他把手中的杰作留下来，总是要嘉奖那些才能出众、工作勤奋、精益求精的工艺师，甚至给他们加官晋级，并钦赐黄马褂。”
康熙年间在如意馆工作的法国传教士、机械师陆伯嘉，一七零一年来华后一直在内廷为皇帝及亲贵制造物理仪器、计时器与其他器物，技艺高超。他在华生活了十七年。此外，因康熙大帝的喜好和实际的需要，清宫造办处也仿制了一些器具，主要是供皇帝个人使用。据《清史稿》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
在康熙大帝刻苦学习西法之际，在法国，路易十四确对舞蹈如痴如醉，他先后出现在21部芭蕾舞剧之中。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等著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另一方面，经过法国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于一六八五年到一七八九年，在欧洲形成了一百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及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十八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
1699年（康熙38年），法国传教士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中写到“儒学预示着一种普遍的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而在300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