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维港日落（图片来源:看中国摄影图 庞大卫/看中国）
【看中国2023年11月11日讯】【编按：中研院社会所在今年成立“香港主题研究小组”，推动香港研究并进行资料收藏。今年12月8日将举办一场国际研讨会“当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将举办两场主题演讲，分别由李立峯和孔诰烽主讲；一场“在海外推广香港研究”圆桌论坛，由李静君、梁启智、单国钺引言；并有七十篇左右论文发表。本报特邀香港小组召集人吴介民，与清大《当代中国研究通讯》合作策划“研究香港”专题，由日本东大教授阿古智子发表第三篇，谈香港研在日本的来龙去脉，是一篇具有深刻历史感与洞察力的日本香港研究简史。】
英属香港研究
日本和香港在文化（动漫、电影、美食等）、经济（贸易、投资）、教育（留学）等方面有着悠久的密切交流历史。然而，当我们谈论“香港研究”时，虽然这个领域在日本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但香港研究只是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的一小部分，能够将自己称呼为“香港研究学者”的人，以及这些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和书籍数量是有限的。
日本关于香港最早的著作是Joseph Chailley-Bert的‘东洋ニ于ル英国植民政策’（东方的英国殖民政策，1898年）（木村良吉翻译），是作为了解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殖民政策和日本殖民管理的参考而出版。
第一本关于香港研究的严肃学术著作是矢野仁一的‘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アヘン戦争と香港’（中国外交史与英国：鸦片战争与香港）（1939）。这本书将鸦片战争描述为英国极不公正的暴力行为，并深入调查了殖民侵略的现实，成为东方历史研究上的热门话题。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一部历史杰作。
小椋广胜的《香港》（1942）也是这段时期在香港写成的难得一见的书。小椋在法政大学商学院（现在的法政大学初中和高中的前身之一）任教，同时活跃于共产党所属的文化团体，但在1928年因“315事件”被捕，之后退休。1937年，加入同盟通讯社。战后他经验红色清洗，后来担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并于1959年成为立命馆大学教授。
战后香港工业化与人类学研究
1960年代的香港研究，横山昭一的‘香港工业化の研究’（香港工业化研究）（1969），是代表性成果。
可儿弘明是一名历史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1965至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研究。編著‘香港艇家的研究’（香港船民研究）（1969），获得第5届涩泽奖（日本民族学会、（现）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可儿的代表作‘香港の水上居民－中国社会史の断面－’（香港的水上居民：中国社会史的横断面）（1970）在日本学术界广为人知，主编的‘もっと知りたい香港’（想更加了解香港）（1984）和‘香港および香港问题の研究’（香港及香港问题研究）（1991）对于有志于研究香港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实用的书籍。1979至1980年，可儿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机构进行了美国华侨研究，并以他对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为基础，出版了‘华南华侨・华人の故郷’（华南华侨・华人的故郷）（1992）、‘侨郷华南、华侨・华人研究の现在’（侨郷华南、华侨・华人研究的现在）（1996）。此外，并曾出版‘大図解 九龙城’（九龙城图监指南）(1997)。
1980、90年代，包括香港在内的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相继发表。田仲一成的‘中国の宗族と演剧’（中国的宗族与戏剧）（1985）就是其中之一，本书透过香港农村资料的分析和田野调查，厘清华南部落社会仪式戏剧的社会结构，指出乡村仪式是由以宗族为基础的血缘仪式组织所支撑。
文化人类学家志贺市子所写的‘近代中国のシャーマニズムと道教―香港の道坛と扶乩信仰’（现代中国的萨满教与道教：香港的道坛与扶乩信仰）（1999），描述发生在市区多租户建筑中的香港道教形式、实践中国古代神圣仪式和圣歌的宗教团体“道坛”的现状和历史发展，并重新思考了渗透到中国宗教传统研究中的分析框架。
濑川昌久在‘中国人の村落と宗族:香港新界农村の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国人的村庄与部落：香港新界乡郊地区的社会人类学研究）（1991）中，透过对中小宗族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周边的村庄、村会、市场区域等。他对各个单位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同时厘清各教派融入近代以前，复杂的国家社会机制。濑川的著作主要关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南方的部落和文化，包括‘客家华南汉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客家：南方汉族的种族和边界）（1993）、‘族谱华南汉族の宗族・风水・移住’（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与迁徙）（1996）、‘中国社会の人类学亲族・家族からの展望’（中国社会的人类学：来自亲戚和家庭的视角）（2004）等。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濑川出版了‘香港社会の人类学―総括と展望’（香港社会人类学：总结与展望）（1997），试图解读现实社会中香港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谷垣真理子是关注华南地区的研究者之一，出版‘変容する华南と华人ネットワークの现在’（变化中的华南与华人网络的现状）（2014）等书。谷垣分析1982年开始的区议会选举，并编写‘英领期香港における选挙と政治エリート形成过程’（英国殖民时期香港的选举和政治精英形成过程），同时也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戦后の香港左派の形成”（二战后香港左翼的形成）、“中国内地との一体化と《脱中国化》”（与中国大陆统一和“去中国化”）等论文。
过境城邦、华侨/华人研究
滨下武志在‘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市’《香港：亚洲网络城市》（1996）中，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香港作为中转城市的角色。19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现代亚洲市场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封锁亚洲开放的结果，但真正使市场发挥作用的是东亚和东南亚两个已经形成的经济自治区，以及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发展的多样化流通形式。滨下追溯了香港这个中转城市在主权回归中国之前回到了亚洲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边缘区域秩序”的现实和背景。滨下专门研究近代东亚史和经济史，包括‘中国近代経済史研究――清末海関财政と开港场市场圏’（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晚清海关财政和开放港口市场区）（1989）和‘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朝贡贸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近代中国的国际机会：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1990）。滨下对海外华人的研究也很著名，‘华侨・华人と中华网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构造と展开’（海外华侨、华人和中华网络：移民、贸易和汇款网络的结构和发展）（2013）试图从超越地域主义和国家历史观的宏大视角，阐明香港作为一个变动循环的“中华网络”。
中嶋岭雄的‘香港：変わりつつある都市国家’（香港：变革中的城邦）（1997）也是至今仍被传诵的杰作。当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时，中嶋直接向日本人事院院长请求允许他以国家公务员身分前往被禁止的共产主义国家，并亲自前往中国。1966年，他访问了香港、广州、北京、上海，与红卫兵进行了各种互动，包括一手拿着一本《毛泽东语录》，一起弹钢琴、拉小提琴合奏。根据这些经历，他向《中央公论》提交题为《毛泽东逃离北京的真相》的论文。1968年爆发大学纠纷，东京外国语大学因全协闘（全校联合抗争会）而关闭，中嶋的研究室也遭到破坏及纵火。在观察文革和大学冲突时，他完全脱离了左翼意识形态。1969年大学冲突结束后，他以外交部特约研究员身分赴香港留学。尽管当时日本国内的主流情绪支持文革，他还是从将文革视为权力斗争的角度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1981年荣获三得利学术奖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ったか》（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此后，他发表了广泛的著作，主要关注当代中国，并以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而闻名。
2010年代的香港研究
以下学术书籍于2010年代出版，都以香港为重点的研究。古泉达也的‘アヘンと香港：1845-1943’（鸦片与香港：1845-1943）（2016）是一部从现代全球化发展中的亚洲与太平洋接触点来看围绕鸦片的国际关系史。在国际社会对毒品的批评日益增多之际，本书透过香港与鸦片的关系描绘了香港的现代形象，并且解释为何在大英帝国乃至日本军政府统治下香港仍继续实行零售鸦片销售制度。本书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历史，原本被认为是“万灵药”的鸦片遭致取缔。
久末亮一的‘香港“帝国の时代”のゲートウェイ’（香港：通往帝国时代的门户）（2012）描述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扩展到东南亚和美国，香港位居连接、调整人员、货物、资金和资讯流动的门户。本书实证阐明了一个经济区的历史和香港至今存在的原因，重点关注银币等中国人的金融活动。
香港中环商业区（图片来源: Hankt /wikimedia CC BY 3.0 ）
从香港回归到回归后
香港回归前夕，日本学者积极进行了香港研究。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泽田ゆかり主编‘植民地香港の构造変化’（殖民地香港的结构变迁）（1997）。日本的个别研究人员经常研究小主题，亚洲经济研究所组织了香港研究组后，才使结构分析成为可能。本书试图阐明香港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根本特征。例如，为什么香港的财富科技如此受欢迎，经济金融政策、房屋政策也受到影响。人们常说香港对弱者严酷，然而，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不能只用“弱肉强食”、“自由放任”等关键字来理解。从经济和福利政策的实际情况来看，香港试图以最小的成本建立一个稳定社会的制度。本书也从政治角度分析香港左派势力持续增强的状况。
即使在亚洲经济研究所（アジア経済研究所，IDE），现在也几乎很难推动专门研究香港的大型项目，但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竹内孝之总结了‘返还后香港政治の10年’（回归后香港政治的十年）（2007）。竹内认为，自1970年代末中国转向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不再可能与中国分开看待。中英关于香港主权回归的谈判于1982年开始，并于1984年结束，但从此时开始，香港政治派别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在各种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竹内将左派（亲中国派）的“资本主义倾向”和民主派的“社会主义倾向”，视为这一冲突的矛盾面向。回归前后，包括著名学者在内的许多人预测，中国统治将破坏香港的经济繁荣，而左翼政党民建联扩张，寻求改变选举制度并获得经济上的支持，香港政治会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中国争取时间，直到左派占上风。民主派努力使《基本法》这个不完整的宪法成为宪法，并实现彻底的民主化。然而，竹内警告说，如果没有经济独立，香港将受到中国摆布。
爱みち子的‘香港返还と移民问题’（香港回归与移民问题）（2009）根据具体的原始资料和大量的法庭记录讲述围绕现代香港的移民问题。本书内容涵盖英国香港移民政策的历史，香港回归前后的外交谈判，有关移民法律措施的索赔、审判、判决以及中国的回应。
一国两制研究
香港回归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社会对香港的兴趣逐渐减弱，但仍出版了多本学术书籍。法学学者广江伦子在‘香港基本法解釈権の研究’（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研究）（2018）中提供了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理论视角，将普通法与回归后的中国法联系起来的“一国两制”政策下，从香港法律国际化（积极接受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系统性地整理并思考普通法与中国法的兼容和冲突。
目前被认为是日本最重要的香港研究人员之一的仓田彻，凭借著作‘中国返还后の香港―“小さな冷戦”と一国二制度の展开’（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小冷战”与一国两制的发展）（2009）获得第32届三得利学术奖”。本书一反回归前的许多悲观预测，从一国两制体制下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变化的角度分析中港关系稳定的形成机制，并寻求实现“高度自治”，这尖锐地描绘了中国与香港融合的现实。然而，现在看来，香港回归后的悲惨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日本的香港研究面临严峻的考验。
从“不问政治的国际城市”到雨伞运动、政治危机
仓田彻和张彧暋合着的‘香港:中国と向き合う自由都市’（香港：面向中国的自由城市）（2015）探讨英国殖民统治后如何赋予香港“高度自治”，以及回归中国之后向来“不问政治的国际城市”居民如何组织雨伞运动，并且产生政治觉醒。
关于雨伞运动的研究，还有周保松、仓田彻、石井知章的‘香港雨伞运动と市民的不服従“一国二制度”のゆくえ’（香港雨伞运动与公民不服从：“一国两制”的未来）（2020）。
仓田彻是香港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他在‘香港政治危机:圧力と抵抗の2010年代’（香港政治危机：2010年代的压力与阻力）（2021）一书，从多个角度分析近10年来香港的轨迹，包括2012年反对“爱国教育”必修课的抗议集会、2014年呼吁民主的“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送中等。“一国两制”政策下应该享有高度自治权的香港，随着2020年7月《国安法》的实施，发生了重大转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是作为纪念东京大学出版社创立70周年而出版。
仓田彻和小栗宏太主编的‘香港と“中国化”――受容・摩擦・抵抗の构造’（香港与“中国化”：接受、摩擦和抵抗的结构）（2022）描述北京中央政府制定的“国安法”与香港选举制度的变化，如何逐步让香港民主化的进程陷入停滞，并且尝试从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和“价值观”这两个要素来探索香港的未来。
香港目前正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广江伦子、阿古智子主编的‘香港国家安全维持法のインパクト一国二制度における自由・民主主义・経済活动はどう変わる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影响：一国两制下的自由、民主和经济活动的变化）（2021）解读一国两制政策的未来，以及对法律制度和社会的影响。
松谷晔介主编的‘香港の民主化运动と信教の自由’（香港的民主运动与宗教自由）（2021）将参与民主化运动的教会领袖和信徒的文件和声明翻译成日语，通过关于“信仰”、“自由”和“民主化运动”的讨论，探讨了香港基督徒如何应对继2019年反送中、实施国家安全法后发生的动荡。
愿荣光归香港（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日本的香港研究的限制与可能性
仓田彻指出日本的香港研究有三个优点：（1）香港研究可以为中国研究、亚洲研究等其他领域，提供政治、经济、历史分析的角度；（2）特别是与中国境内相比，香港本身为研究者提供更方便、更开放的渠道（可是，国安法施行之后就不是了）；（3）学者可以使用英文和中文进行研究。然而，也有三个缺点：（1）缺乏专门进行香港研究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体；（2）自称为“香港研究人员”的学者很少；（3）由于香港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般城市，很难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因此香港经常被视为例外而被忽视或遗漏。
然而，近年来，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后被剥夺活动能力的部分港人移居日本或建立活动基地，新形式的研究活动也开始出现。由于自由表现的权力被剥夺，社会运动正在透过艺术活动而不是书面文字进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日本进行合作。例如，东京大学以《香港周》为题进行行动主义与艺术结合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年轻人用3D打印机制作曾经矗立在香港大学的“耻辱之柱”，并在《香港周》展览场地和六四纪念集会地展示；又如仓田明子为主的东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小组不断举办有关香港的电影放映会和讨论会。仓田明子是仓田彻的夫人，她的代表作是《中国近代开埠与基督教》一书，以1840年代诞生于中国的“开放港口”为背景，描绘知识分子透过新教传教活动所获得的西方知识和技术，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动态。她也翻译了《九龙城寨史》（2022）和John M.Carroll教授的《香港史》（2020）（与仓田彻合译）等书。
我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用社会学现场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方式来研究现代中国，出版了‘香港：あなた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香港：何去从何）。我在这本书中不仅描写香港社会的状况，也提出了思考台湾、日本、中国问题的视角。这本书的内容也是“行动研究”的体现，即边行动边研究，这种风格是一种研究香港如何受中国威权主义影响的方法。
（本文为《上报》独家授权《看中国》，请勿任意转载、抄袭。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