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傅作义（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字宜生，山西荣河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1927年跟随阎锡山参加北伐，后依附蒋介石，协助其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扭转战局立下战功。1930年，傅作义在中原大战中又与国民政府为敌，惨败后再次投奔蒋介石。抗战爆发后，傅作义率领59军参加长城抗战，取得抗战第一场胜利。
国共内战开始后，傅作义率绥远部队连克共军布防的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多次击败聂荣臻兵团，后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长女傅冬（原名傅冬菊）1947年秘密加入中共，成为潜伏在傅作义眼皮底下的中共特务。1948年奉地下党之命到北平劝说其父投降。1949年平津战役后期，傅作义率北平25万国军投向中共。
1947年底，傅作义出任华北“剿匪”总司令，拥兵三十年的傅作义坐镇北平、掌控华北，他手握四个兵团、12个军、60万兵力。
北平易帜前傅作义与中共谈了条件。首先是军队改编问题。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陶铸在作整编报告时说：“原提的方案一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一样原封不动；二是打滥（乱）合编。”原封不动即傅的方案，与其对徐永昌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军委：“邓宝珊试探我们对于改编的办法。他说，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队很好。我们则含糊答复官兵皆应学习政治。估计今后全部问题是改编的方式问题。”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对方交底。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二十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所谓“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共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在傅部出城改编中发生过一些令傅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叶剑英致电平津前线总前委，报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的意见，郭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九十四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可见，改编过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难免。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以60万国军统帅身份派邓宝珊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使共军不发一枪一弹开入北平。第二天，毛泽东马上翻脸，给傅作义一个下马威，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竟登出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近两千字的致傅作义最后退牒，《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是：首先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指斥傅作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烧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并指示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抵抗到底。继之，指出北平已被围月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为战犯，欲获人民谅解，必须遵照解放军前委指示，求得自赎。办法是：自动放下武器，或离城改编，任自由选择。时间由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止。如竟敢不顾提议，破城之日，必将严惩，勿谓言之不预。此信由于措辞严厉，且多指斥语言，与其说是一封公开信，莫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
傅作义看到这封一月十六日签署的信件，感到震惊与愤怒，他内心饱受屈辱，不禁捶胸顿足，悔恨自己何必投共。此信是毛泽东起草的，一月十六日由林彪交签署协议的邓宝珊转递，邓见此函出言不逊，深怕功亏一篑，便拖延了多日，最后由傅冬菊塞在傅作义书房的大堆文件中，二月一日前，傅始终未看到这封侮辱他人格的最后通牒。据傅作义堂弟作信推测，设若邓宝珊一月中旬将通牒呈交傅作义，以他“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脾气，是绝对不会接受那个和平解决协议的。倘若傅作义能像昔日守涿州那样坚守北平，凭借兵精弹足，再坚持一年多韩战就爆发了，大陆何至沦陷？
其实，毛的真实用意是要傅不要当真了，真以为自己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还有，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共军入城仪式之后，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干部，原定一律释放，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有一次原国民党华北总部的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战士们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
更有甚者，北平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军统、中统特务，偏偏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接管旧城的人还不管青红皂白，勒令傅作义的家人从东四一个宿舍楼立即迁出去等等。
傅作义刚任水利部长时，水利部领导中却有人认为他是非共党人士，有意贬低、刁难他。傅作义到水利部会堂开会，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车转停到偏僻远处；对他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于是，傅作义对所有文件在看过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
1960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博士，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在“文革”初期，为保护傅作义的安全，周恩来建议他去住三一医院或到外地去休养。但是，傅作义不愿意离开家。红卫兵来抄家，第一次抄家时，还用鞭子抽打傅作义。（也是天理昭昭，此贼也有今日）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公安人员、警卫部队和水利部的人前来保护,才免与继续凌辱。
后来，傅作义因病住进医院。但是，医院造反派不让傅作义住高干病房，1966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说：“应允许傅作义住高干病房，并给予积极的治疗和护理。”才苟延残喘。
还有傅作义自己的叙述：“8月份红卫兵也闯进了我家，气势汹汹就在现在客厅这地方批斗我。他们问我：‘你杀了多少解放军？’我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不说我杀过，也不说我没杀过。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人，让包括宋庆龄在内的一批人住到军队医院去，躲一躲。我给总理写了封信说，我不去，我是军人，我不怕，我愿意在家里接受红卫兵的教育。周总理还把我的信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1974年,傅作义这个贰臣病逝于北京，终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