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五人合影。（网络图片）
中共文革后，很多电影电视都歌颂所谓“刘邓大军”，把邓小平塑造成最高指挥员，把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及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战绩人为夸大，掩盖了许多历史问题。许多文章夸赞刘、邓二人如何并肩作战、亲密无间，事实上，他们二人之间一直隔阂很深。中共建政后，刘伯承在中共党内被批判，直到他去世，邓小平也没有给他平反。
历史达人文贝撰写的《历史疑点重重的“刘邓”大军》（简称《疑点》）一文，披露许多有关“刘邓大军”的历史真相，并揭示了邓小平不平反刘伯承的真正原因。
129师首任政委是张浩 刘伯承没有推荐邓小平
据《疑点》一文的讲述，1937年8月八路军第129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主任是张浩，副主任宋仁穷。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团以上单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改任师政治委员。但张浩患有头痛病，后来病情日益严重，刘伯承便将情况向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作了汇报。于是，中共中央才决定由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一职。
2006年6月山西老人报发表一篇以采访刘伯承警卫员王泉云并署名刘邦昆的一篇文章，声称当年是刘伯承推荐的邓小平。然而，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2006年7月20日在党媒《人民政协报上发表的《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公开辟谣说：“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刘伯承）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
中共宣传夸大129师的抗战战果过了头
1938年2月15日，129师师部转移到有太行山依托的晋冀豫地区。1945年8月成立由129师和115师合成的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中共官方曾大肆宣传，声称129师部队由出师抗战时的9100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近30万人。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129师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
但这个牛吹的有点过了，因为中国战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歼灭日军数量不超过45万（不含最后日本宣布投降和苏军歼敌数）。投降日军的伪军在一百万左右。
“挺进大别山”实为逃窜大别山
中共宣传称，1947年6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这次军事行动被定义为所谓“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的开始”。
但实际上是刘邓指挥的十三万大军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不得不跑向山区躲藏。装备辎重都扔了，人员损失一半。即使这样，也是在陈毅带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策应下才得以保全。自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换得的代价是13万人挺进，不足7万人出来。虽然有中央决策的问题，但战场指挥员的失误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因素。所以，究竟是“挺进大别山”还是“败退大别山”，值得研究。
第二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只是小角色
1948年８月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出来进入豫西；1948年10月在毛泽东电报命令下，中原野战军才向淮海地区靠拢，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他们根本没有参加。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
淮海战役是在华东野战军气势正盛的时候展开的。此时由各军区组成的十几万刘邓大军与粟裕指挥的几十万大军没法比，不仅曾经战败的阴影，而且装备极差。不得不靠陈粟华东野战军的施舍过日子。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刘邓的中原野战军实际上只是履行封堵打援的任务。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后来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邓小平上台主政后，129师就被中共的宣传机构无限拔高，成了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主力。一些重新上台的二野战将们借邓小平的威风，到处吹嘘夸大战果。一些电影电视主题都围绕着邓小平做文章，误导了社会，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走向了歧路。
比如关家恼作战。129师几个团上万人围攻敌冈崎大队（营）600多人无法取胜，连彭德怀都称之为败仗。然而在彭德怀去世后，许多人把错误归结到彭德怀身上。这些人也不想想，即使这场仗不该打，二十几倍于敌的129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营，自损两千人还被大部逃脱，在那儿也说不过去。
邓小平与刘伯承隔阂很深常吵架
在邓小平和其子女的回忆文章里，他与刘伯承的关系简直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许多文章都提及到两人矛盾较深。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据说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而且直到1986年刘伯承去世，仍不给他平反。
据说刘伯承儿子刘太行曾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打了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又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一个来源于日本学者透露的消息被国内媒体以《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否则不进八宝山》报导出来，中心意思是刘伯承要邓小平在他死后致悼词。然而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却辟谣说：“大家都知道，刘伯承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人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邓小平夫人）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所以，一直到刘伯承1986年去世，已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实权在握的邓小平都没有给他平反，估计刘伯承那只健康的眼一定闭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