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正: 一元与五角

这位仁兄，他也欠了我朋友一块钱，当我朋友向他要钱时，他也说没钱。我那位朋友，坚持要他还一块钱；这位仁兄，最后只同意先还五毛钱，我朋友勉强接受了。至今他还欠我朋友五毛钱。

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教训，讨债时，要一块可能会得到五毛，要五毛，可能只会得到两毛五。同理可证，在一个专制政权之下，如果人民要求绝对的民主，那么有可能得到渐进式的民主；如果人民要求渐进式的改革，那么有可能得到老牛拖车或毛毛雨式的改革。

前者如苏联，苏联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的立场，是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因此俄罗斯可以在1991年时，开始实行民主。后者如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的立场，是要求渐进式的民主，即使1989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至今仍然没有实质的民主，中国人民，只能得到老牛拖车与毛毛雨式的社会改革。

虽然俄罗斯已经实行了民主宪政，但是他们距离现代的民主，还差得甚远。例如，俄罗斯镇压车臣的独立运动、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经常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至今欧美各国，仍然经常指责俄罗斯的民主，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民主，仍然不完全。

为什么俄罗斯的民主，走得像老牛拖车一样？非常简单，俄罗斯强调民族主义，即所谓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类似于中国的大中国沙文主义（或称大汉沙文主义）。然而，民族主义的背后，经常是拥护专制政权与违反人权的意识；这种意识，绝对会拖垮或影响民主宪政的进程，俄罗斯深受其害。

为什么俄罗斯的民主，会比西方许多国家，走得缓慢呢？原因在于，前苏联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意识上，彻底否定共产党；但是却支持民族主义，甚至并不认同于西方式的民主价值与体制，著名的索忍尼辛，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俄罗斯公共知识分子，无法放弃民族主义，而其民主水平，又十分有限，因此俄罗斯的民主，才会有今天诸多不可避免的缺点。

一个国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信仰与民主水平，绝对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从这个观点分析，我十分担心，中国后共产时代的民主宪政。兹列出我的观点如下：

一、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意识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倾向于体制内的改革，即使中共大崩溃之后，中国也可能采行渐进式的民主。这种思想，或许因为中国人，长期受到中国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不习惯于采取立场鲜明的对抗意识，喜欢相忍为让与和稀泥的人际方式。

我认为，在民主与人权的立场上，人类绝对不可以有模糊的态度，否则人类绝对无法获得真正的民主与人权价值，最后只会得到假民主的结果，如苏联与台湾式的民主。

如果比较一下，张志新（1930-1975）与林昭（彭令昭，1932-1968）两人，可知他们都是受中共迫害而死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两人所代表的反共意识与立场，绝然不同。

前者只是反对中共的政策，其本质是拥护共产党，他至死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例如她临死前，高喊“共产党万岁”。后者属于反对共产党理念，1957年时，她被打成右派，但是她拒不认罪，并且继续批判共产党；1960年，她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反革命罪收监，被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

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以林昭的“反共理念”为座标，而不是以张志新的“反中共政策”为目标。如果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不能够清楚区分其分野，那么未来民主运动的方向，可能无法有效成功。

中国1百年来的民主政治，基本上是属于张志新这种“政策式改革”的方式，并不是“民主理念或民主宪政制度的改革”，例如，保障人权理念、建立三权分立制度、实行军队国家化等。这些方式，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误区，不可不慎！

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大中国意识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虽然反对与批判中共，但是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之下，经常与中共保持沉默的态度或同一的立场。例如，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面对新疆、西藏、内蒙与台湾独立运动时，基本上与中共保持同样的反对态度。

然而，民族主义经常具有反民主的本质；极端的民族主义，根本就是专制与反民主的代名词。中国人为了保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已经牺牲了一个世纪的民主宪政与人权，如果中国人再看不清楚这个问题，那么中国人永远无法实行民主宪政，也无法获得一个充分保障人权的社会。

人类没有必要，在一个花园里，栽种同一种花；人类应该接受，在一个花园里，可以有不同的花，而且相信，每一种花，都具有其独特性与完美性。这种文化包容的意识，可以创造文化多元的价值；这种文化包容的意识，就是民主与自由的本质。

中国号称拥有56个民族，如果56个民族，都能成立国家，那么中国境内，将有56个国家。试想，56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语言、文化、音乐、艺术、宗教等，那将是多么辉煌与灿烂的文明？

中国每一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语言，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他们的文化，绝不输给汉族文化。我曾经以声韵学，研究中国各地的语言，我发觉中国各地的语言，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与语言特质，任何一种地方的语言，其优美性，绝对不亚于汉语（普通话）。很不幸的，这些地区性的文明，在大汉沙文主义意识下，成为文明的小传统，它们必须匍匐在汉族的文明大传统之下，受尽各种压迫与凌虐的痛苦，甚至接受汉文化，各种丑化与摧残的压力。

事实上，汉文化只是一种文化传统，它并不代表一切，只不过它背后，有专制政权的保护罢了。这个专制政权，以各种文化谎言与暴力，不断地压迫各地区的文明。

从人类回归人性与文明的本质而论，各民族应该将其文明，视为文明的大传统；至于汉文明，属于外来文明，其地位应该属于文明的小传统。人类文明的尊严与立场，岂能容许外来文明或外来政权，反客为主？

在中国大一统与专制文明之下，所有的民族与地区人民，都不能够自己选择区域的政府公职人员，反而必须接受中国中央任命官员。这些官员，来自于外地，它的本质属于外来政权，因为他们存在的目的，在于确认区域的人民，能够忠诚地拥护中央政府，并且将地区性的资源，按时向中央政府纳贡；中央政府为了笼络这些人，只好不断地听任他们贪污腐败或行使各种不合理的特权。这就是中国专制文明，不公不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各地的民族与人民，不能够自己成立国家，用自己的方式成立国家？

如果中国各民族与地区，都能够依照民主宪政与人权的原则，成立国家，那么各个国家，一定有不同的伟大气象。例如，辽宁省可能成为类似德国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黑龙江省可能成为类似沙乌地阿拉伯国富裕的国家；湖南省可能成为类似新西兰农业发达的国家；四川省可能成为类似芬兰高度科技与富森林水源资源的国家等。

为什么中国人民，不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呢？难道虚幻的大国神化，比有尊严、真实幸福与快乐的小国，更有价值吗？

现代的欧洲，就是这个局面，为什么欧洲能，而中国不能？中国人不用担心，多元文化会造成文化的冲突。事实上，多元文化会激发人类文化的创造性，使人类文化产生更多新奇的价值。例如，中国的先秦时代与五四时代，都是在没有大一统专制的压迫下，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中国人希望僵化的大一统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多元价值灿烂的文明？

中国人不用恐惧，国家会四分五裂，应该多认识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的理念；然后以此理念，合理地在不同的地区，建立美丽幸福的国家。当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于欧盟的民主与人权理念时，那么在亚洲地区，便能够建立类似欧盟的亚盟了；或者，中国地区内的各国，有似于美国的民主与人权理念时，那么也可以成立类似于美国的中华联邦。

联邦与联盟制，都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例如，都是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地区的领导人（公仆），都是由当地人民所选举出来的，而不是由中央政权任命，如此他们较能热爱当地的人民与土地，也可以避免大规模的贪污腐败与特权横行的弊端；使用同一货币、免签证旅游、使用相同宪法等，这些特征，岂不是与同一国家类似？

未来的中国人，不论是选择亚盟体制，或者是中华联邦，都必须坚持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的理念，否则中国的民主宪政，便没有意义了。唯有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的国家，才能够为人民建立幸福与快乐的社会，人活着才有尊严、价值与意义！

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强烈的人权意识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虽然经常批判中共，但是许多人，只是停留在反对中共的体制与政策，并不是从理念的层次，来反对中共各种反人权、反道德、反自然与反宇宙的意识。前者属于反中共制度与器物文明的层次，后者属于反中共理念的层次，两者具有极大的差别。

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强烈的人权意识，那么即使中共崩溃之后，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也不可能成功。真正的民主宪政，是建立在绝对的人权基础之上，例如，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尊重人民自决的权利、容许区域性人民独立的权利、保障人民有颠覆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有反政府或散布不利政府的言论、容许人民有推翻政府的权力等。这些人民的权利，在美国的宪法之中，都有明确与合法的地位。

如果中国人，不能接受新疆、西藏、内蒙与台湾的独立，那么就是否定人民自决的权利，也是违反人权的行为，这样的人民，不配拥有民主宪政，因为这些都是反民主与自由的行为，都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犯的错误，否则人民如何能够真正当家作主？

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普遍缺乏明确的统治者意识

在民主时代，人民是统治者，政府公职人员，只是服务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利随时批评或推翻他们；此外，法律是人民统治公仆的工具，它是人民所制定的，它具有制约与限制政府公职人员权力的功能。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当权者，经常是一种下对上的进谏或讨好态度，彻底违反了民主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尊严与批判立场，令人痛心疾首！

五、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人道谴责的勇气与人道干涉的行动

中国人受到专制文化的压抑，已有2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专制政权，经常会用极残忍的手段，来压迫或屠杀知识分子，他们绝对无法容忍，任何危害政权的反对意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与专制政权妥协的方式，即使像胡适这样的人，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例如，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也会表现出与专制政权高度妥协与配合的行为。基本上，这种行为，是十分可耻的，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极坏的榜样。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除了与专制政权妥协之外，还具有其它恶习，例如，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缺乏同情心、不敢与专制政权对抗等。这些恶习，造成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学会了以沉默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这种行为，基本上是违反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也违反一个人做人的道德底线，它是人类一种出卖自我良心的行为。

在不公不义的专制政权之下，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不能够承担社会的道德勇气，以人道谴责与人道干涉的行动，来对抗专制政权，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六、以人道爱与正义的立场，建立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

我坚信，未来的中国文明，必须建立在人道爱与正义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保障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的价值，如此中国才能真正实行民主宪政，也才能建立具有人文关怀与人间道义的国家。

我希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放弃大中国意识，建立鲜明反共立场，信仰民主与人权的理念，如果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做不到，那么中国的民主宪政，实在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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